电视是当今社会最强势的娱乐媒体。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电视的第一播出平台，拥有国内其他媒体所难以比拟的资源和地位。央视春晚正是立足在这样一个平台上，集中了全世界最顶尖的华人明星，并借助大年三十———这个富有中国传统意味的独特时间，获得了中国娱乐文化领域中勿庸置疑的主导地位，享有“新民俗”之誉。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央视春晚历史中，它虽然不断面对指责与非难，但它在娱乐文化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从未动摇，始终没有其他娱乐力量可以与之抗衡。
可是，2005年出现的一个新名词——网络春晚，却在2007年的春节前后掀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网络春晚”并非指代哪台具体的春节晚会，而是“新娱乐时代”“数字化传媒手段的普及启动数字内容应用”后的典型产物。它包括了视频春晚、博客春晚、动画春晚等内容，尽管名称不一，但运作模式基本相似：即所有“节目”均由网民自己制作，上传网络后“公平”展示。
央视春晚所遭遇的这场挑战也反映了我国传统主流媒体面临的现实处境，并迫使我们去认真思索中国传统主流媒体的未来选择。
一
我们所面临的新的媒介环境特征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1）先前像印刷和广播那样性质截然不同的技术正在渐渐消失；2）我们正在从媒介缺乏的状况转为媒介过剩的状况；3）我们正在从将传播内容灌输给大众的泛播转变为针对群体或个人的需求设计传播内容的窄播；4）我们正在从单向（on e-way）的传播媒介转变为互动的（interactive）传播媒介。这些特征依托以网络为载体的个人传播技术的进步与普及，在中国整体媒介环境中日显突出。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主流媒体依凭着统一性的国家话语，理所当然地占据了社会主导权，引导着社会的主流舆论与价值观、审美观。但随着社会阶层多元化、利益结构多元化、表达方式多元化的变革，传统主流媒体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也鲜明地体现在一年一度的央视春晚上。虽然央视春晚这些年来走马灯似地更换总导演，推出一个又一个的新花样来讨好观众，但其所受到的批评责难却是一年强似一年，难以再现昔日的辉煌与荣耀。传统主流媒体所坚守的统一性、全民性与新社会阶层所追求的多元化、异质化需求出现了不可回避的矛盾。
传受关系的颠覆，带来的将是整个娱乐文化景观的嬗变，秩序的更新。
二
而网络春晚则反其道而行之，张扬个体性的生产消费者，真真实实地切中了娱乐文化主导权的要害。
试看网络春晚上的一些节目：《后厕训练班》、《狗仔队的一天》、《韩剧杀手锏》、《包公歪传》等等，虽然仍不脱小品的样式，但题材涉及的却是对韩剧的调侃，对狗仔队的讽刺，以及对电视访谈节目、大片、演艺界的嘲弄，还有对敏感社会问题的尖锐揭示。这些均是央视春晚不可能涉及的。这些几近“恶搞”的形式，其本质是反主题的，它寻求的就是态度与价值的多元化，人们可以任意地选择表达。在这样的形式观照下，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都可以被当作异质的、零散的与偶然的片段加以肯定。这便与以央视春晚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形态构成了鲜明的对立与冲突。
传播学者沃纳·赛佛林与小詹姆斯·坦卡德在谈到媒介形势变化后所产生的影响时，不无感慨地说：“技术改变的一个结果是，把电视认作向每一个人传达基本相同消息的一个统一的或单独的系统，已不再可能了。”央视春晚因此面临的尴尬与挑战，在新闻传播领域同样存在。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从形式、选题到内容，几十年老套不变的风格带来的是“三个脱节”的严重后果：1)公众不再把党和政府的媒体作为日常信源；2)公众不再把党和政府的媒体作为重大新闻的信源；3)公众不再把党和政府媒体作为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新闻背景与解释。并且，传统主流媒体原有的为社会主流群体、新闻界乃至全社会设置议程的功能在2006年也受到了博客们的挑战，在“韩白之争”、“胡戈与《一个馒头的血案》”、黄健翔的“解说门”等事件中，传统主流媒体不得不跟随网络议程，加入到相关议题的讨论过程中。
三
有挑战，必然会出现应战。传统主流媒体面对形势变化，相应推出了种种应战新举措，比如开办网站、创办手机报、网络电视等等。但笔者认为，传统主流媒体的应对措施还是应该放在中国新闻改革，尤其是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来作出思考与选择。学者孙立平在诊断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时曾说：“就眼下而言，改革中屡次被推迟的那些最棘手的问题，则必须在这20年左右的时间内被面对，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一系列社会与政治制度安排需要在这个时段开始建设。可以说，未来的20年，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所要经历的历史长河中非常关键的一段。中国在21世纪的基本走向，甚至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在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短暂的历史时刻中的思考、选择和作为。”中国新闻事业改革同样面临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