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货币的印制从来都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一般不会让别国来插手。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却曾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中三种面额最大的纸币。而当时的“老大哥”也不负重托，按时将数十亿元印制精美的人民币钞票交付给了中国。
当时我国政府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的事情请苏联去做？这中间经历了哪些曲折？……近日又一批向公众开放的外交档案，揭开了半个世纪前的这些绝密内幕。
周总理亲自指挥
解密外交档案中有两件题为“中国请苏联代印新人民币问题”，其中一件长达87页，囊括了绝大部分当时中苏双方的相关谈话记录、来往函件、电文稿、合同文本等。不过记者没能从中找到双方最初接洽的记录。看来，中苏关系史上曾经的重要一页，目前还不能完全解密。
1952年4月初，我国的第一套人民币仅流通了3年零4个月，但解密档案显示，发行新人民币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亲赴莫斯科，于4月6日与苏联方面谈妥了代印人民币的意向。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贺晓初副局长和陈邦达等人留在莫斯科，与苏方接洽具体技术问题。
到1953年2月初，中苏双方在莫斯科就代印人民币问题进行了三十多次谈话，并陆续就印样、数量、交货时间及苏方供应的印钞纸等事项签订合同。到1957年最后一批十元券运抵满洲里，整个代印人民币的工作持续了5年。
参与处理相关事务的人员，中方还有我驻苏大使张闻天，代办戈宝权、温宁等。大部分谈话地点是在苏联财政部长的办公室里。我驻苏使馆向国内汇报：“有关印钞的原则性问题，俱由苏财政部长兹维列夫解决。有关技术性的事项，俱由苏对外贸易部木材出口公司解决。”
中苏双方的商谈和有关事项的签约，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了全过程。档案记载：“张大使（向苏财政部长）申明：系受总理委托而来。”“兹维列夫说：我们将周总理最近电报研究后认为……”“叶季壮说：我在离北京之前，周总理告诉我要改变印刷计划。”等等。有的电报稿上更签有“周恩来”三个大字。由此可见，第二套人民币的印制，完全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
请苏联代印新币
为什么要印制新人民币？1952年9月22日，张闻天对兹维列夫曾作过这样的说明：“由于中国近年来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及今后有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不久将实行货币改革。由于新的人民币的比值，一元将值旧人民币一万元，故提高新币质量，防止造假，极为重要。”
张大使还强调：“特别由于我东南边疆，台湾的蒋匪及美帝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防假要求更为重要。苏联技术及印制条件都比我们高明，我们要求将使用于卢布上的奇异技术用于我国新币上。……要像卢布五元十元上的花纹那样好。”
新中国成立后，短短3年间，战争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已迅速消除。但是，由于解放前连续多年恶性通货膨胀遗留的影响，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较大（最大为50000元），单位价值较低。而且，这套人民币是在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条件下印制的，纸张质量较差，券别种类繁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文字说明单一，票面破损较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健全货币制度，我国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但受当时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只好请“老大哥”帮忙。
我方人员在与苏方的一次次商谈中，一直对新币的防伪处理提出很高要求。苏方最早的印样送来时，张闻天大使从用纸、币面底纹、变点花纹到暗花等各个方面，都要求苏方“还要精致复杂”。
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请求，“老大哥”的态度是热情、积极的。参与商谈此事的所有苏方人员，没有任何推辞或讲条件的表示，有关谈话全部集中在解决具体技术问题上。对各种票面的数量、印制要求、交货期限等问题，双方往往很快就达成一致。
钞票面额从大变小
最初，我国政府向苏方提出的印制票面额为100元、50元、10元、5元四种，总金额40亿元；但7个月后，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电报，通知苏方改变印制方案，提出“采用不超过三元和五元的票面”。对此，兹维列夫表示，过去订货票额大，总金额小，现在票面额改小，总金额反而加大到45亿，因此增加的印钞工作相当于原计划的三倍，而交货时间反而缩短，按要求时间完成很困难。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对此解释说：“我们也知道改是不大好，但这是不得已的，政府曾再三考虑过……现在改变的计划势在必行，仍望苏方多多帮忙。”他说，增加三元券的理由之一，是可以少印一元券；40亿改成45亿，是因为过去计划少了。
叶季壮还与苏方商量：“原做好的五元券版不动，新做三元券版；或原拾元券版改成五元券版，原五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