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的10月，世界传媒大享默多克在中国演讲时曾讲过这么一句话：“传媒业不仅是一项具有巨大盈利价值的产业，更是一项能够极大地造福于社会、提升人们社会素质的公共事业。因此，传媒产业的兴旺发达，不但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兴旺发达的标志，甚至是其福祉所系。”
今天，站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门槛上，回望中国传媒走过的30年历程，再来审视默多克的这句演讲词，便能更深刻地理解传媒“福祉”的含义：这30年改变和成就了中国的传媒业，传媒业也影响和丰富了这30年。这30年，中国传媒既是改革开放的记录者和见证者，更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传媒的发展所产生的精神享受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带给中国百姓的最显著的实惠之一。那么，30年来中国传媒业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是通过怎样的路径实现的？30年后中国传媒业再度变革的历史方位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对“中国传媒30年之变与不变”进行粗线梳理和粗浅思考，这也许是作为一个传媒人理应向改革开放30年提交的一份作业。
30年之巨变——传媒弱国成长为传媒大国
改革开放30年期间，中国到底推出了多少改革举措，这也许没有完整和权威的统计，但对中国的媒体而言，每一项改革举措的出台都极大地丰富了媒体的内容，这种内容的扩张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推动媒体不断改变传播形式的动力。所以，在记录波涛汹涌的改革历程中，媒体实际上也在书写属于自己的变革历程。谋变、谋新、谋大、谋强，这些都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媒体发展过程中的主题词。
从数量到质量、从方略到谋略、从体制到机制、从改造到创造、从办法到方法，传媒业30年中挥写了无尽的传奇，使中国由一个30年前的传媒弱国成为一个向全世界发声和发言的传媒大国。30年的传媒之变绝不是本文所能书写得完全的，但概括而言，这30年来传媒业发生的最主要的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最直观的变化是规模之变。30年前的中国传媒业是什么样子？1978年，全国只有186种报纸，电视更是稀罕之物，互联网还是一个没有出现在中国媒体受众视野中的名词，而且那个年代极其有限的媒体资源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也非常单调，“千篇一律、千孔一面、 千人一声”便是那时传播内容的形象写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需求的增长和一系列推动传媒产品发展的举措出台，中国传媒业一路高歌，短短30年便喷发了无法想像的力量。到如今，中国传媒产品已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产品极为丰富的买方市场。
据统计，中国的报纸品种已增加到2081种，总印数超过438亿份，期刊品种和印数由改革开放之初的600多种和5亿多册增加到9468种和28.5亿册，电视频道也增加到3000多个频道，经常接触互联网的人数已超过2.5亿人……这一系列看似枯燥的数字其实说明了一个很明显的现实：中国已跻身于世界传媒大国之林。
最重要的变化是属性之变。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传媒只有一种属性，那就是意识形态属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此相适应的传媒经济也应运而生，于是中国传媒业又增加了另外一层属性——产业属性。传媒业由此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担当着既引领舆论方向又促进产业发展的双重任务。具备产业属性的特征之后，媒体在产品功能、动作模式、发展手段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一系列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走下“神坛”的媒体便开始在产业发展上显露身手。1979年初，《天津日报》在全国媒体中率先刊登商品广告，紧接着《工人日报》等也开始刊登整版商品广告。作为上层建筑的传媒开始在现实发展中寻找自己的经济基础后，其产业属性便一步步显现出来。进入90年代后，中国传媒的产业化之路更是以难以想像的速度延伸着。跨行业、跨地区、跨媒体……一系列运作稳健而有效地进行。回过头来看，媒体竞争、媒体创新等促进媒体发展的手段大多发轫于媒体产业属性的彰显。
最创新的变化是模式之变。与媒体属性之变相关联的是管理模式之变。“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种发展模式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传媒改革的一大创新，管理手段的创新带来了传媒发展道路的全面变革。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传媒业历来是靠财政吃饭，端的是“铁饭碗”，坐的是“铁交椅”。1978年底，改革开放伊始，《人民日报》等数家报纸便在全国率先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管理体制，由此铺开了全国媒体管理思路和方法的重大改革，自我发展、自负盈亏逐渐成为中国传媒的生存和发展之道。这一模式一直贯穿了传媒改革的30年，成为撬动中国传媒迅
